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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屆“后習俗責任倫理與當代倫理重構”學術研討會順利舉行

      時間:2021-06-09

      2021年6月5-6日,由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和《哲學分析》雜志社共同組織的第二屆“后習俗責任倫理與當代倫理重構”學術研討會在復旦光華樓舉辦。來自澳門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社會科學學院、同濟大學、浙江大學、清華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大學、湖南大學、東南大學、武漢大學、南昌大學及《齊魯學刊》雜志社等單位的二十多位學者參與了這次研討會。本次會議延續了第一屆“后習俗責任倫理和儒家倫理的重構”(2018)的范式,繼續深入探討倫理生活的轉型與建構,尤其是后習俗責任倫理對于應對當代倫理問題的意義。

      開幕式由復旦大學哲學學院羅亞玲主持,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倫理學教研室主任鄧安慶教授和《哲學分析》雜志社副主編韋海波分別致辭。鄧安慶就中國倫理學和西方倫理學的特性做了簡要概括,特別強調中國倫理學不等同于德性倫理學,中國倫理學與中國哲學一樣,面臨相同的本原性問題:如何為存在的正當性辯護?以及存在的家園何在?而西方哲學以單純思辨哲學作為第一哲學,在這種第一哲學中,永遠都是存在論為倫理學奠基,而做不到以倫理學作為第一哲學來為存在的正當性辯護。本次會議有來自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學者,鄧安慶希望這次會議能夠結合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不同特性,為當代倫理面相未來的任務做出努力和貢獻。韋海波則指出,這次會議論題相當豐富,在“古今中外”的思想史經緯中,現代倫理學術視野更為突出,相信這次會議能夠在前次的基礎上更加深入對當前世界的重重危機進行倫理反思和回應。韋海波還談到了學術期刊《倫理學術》和《哲學分析》這兩本刊物的共同宗旨,指出它們共同的現實關懷,以及對原創性、對理性討論的論證邏輯和思辨品質的要求。他認為,不管是學術期刊,還是哲學研究者之間在知識社會學意義上的商談和交往,都已經是在這個危機重重的世界“造就一個社會”的初步努力,是根植歷史面向未來的思想建構或重構。哲學或倫理學術如果作為一種“志業”(Beruf, Calling),那將是價值相關的職業,可以給世界提供價值洞見(Werteinsicht)并祛除價值的欺罔(Wertt?uschung)。他肯定了本次會議的重要意義,認為在新冠疫情這個特殊的時期,談論“第一哲學”意義上的倫理學,談論“責任”,以及種種現代道德處境,本身就具有緊迫性與切身性,他預祝本次會議在價值和現實世界開啟更多意義。

      會議的八場主題發言內容紛呈,除了后習俗責任倫理以及相關的話題,與會者還從儒家哲學、古希臘德性倫理以及當代西方倫理學等不同視角探討了當代倫理重構的問題,充分顯示了各大高校學者對當代倫理重構的理論探索與現實關懷。

      會議從對當代倫理建構的總體思考開始,澳門大學的周柏喬首先做了《在自由與正義的交錯之中尋找道德》的發言,他從相容論問題出發,對洛克和羅爾斯契約論的反思,討論了德性與責任的建構問題。湖南大學的丁三東發表了《告別自然法》報告,他談到自然法(Naturrecht)可以被理解為基于本性之法,從實定法到自然法,關鍵問題在于從“合理”到“合法”對倫理行為的一種終極性追問,是關于人性“永恒”“普遍”的迷思。我們所要做的是走出具體的規定框架,從人之本性的自由出發來告別傳統自然法,思考自由法。在場學者就自然法的概念、自然法與實定法的區別、自然法與自由法的關系與丁三東進行了激烈的討論。

      很多學者從中國哲學或中西比較的視角出發就當代倫理重構發表了看法。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羅傳芳以《“德治”傳統與道德的古今之變》為題,比較中西方文化下的德治與法治的關系,并從多個角度反思法治與德治在現代社會各自的定位和作用。上海交通大學的余治平題為《儒家恕道的有限性研究》的報告,基于西方哲學的視角,富有洞見地分析了儒家恕道的有限性?!洱R魯學刊》編輯部的楊春梅結合林遠澤教授在其《儒家后習俗責任倫理的理念》中闡述的后習俗責任倫理的思想,就荀子的“禮義”學說,與林遠澤教授商榷,其報告題為《后習俗責任倫理與荀子的“禮義”生成論》。上海財經大學的劉旻嬌則在其報告《功利與差等——重申孟子義利關系》中,非常細致地結合孟子文本分析了其有關義利關系的思想。

      圍繞后習俗責任倫理這一主題,復旦大學的鄧安慶發表了《后習俗倫理的兩種類型:康德vs.黑格爾》的報告,把康德倫理學與黑格爾倫理學作為后習俗倫理的兩種不同范式,分析了它們各自的洞見和存在的問題。東南大學卞紹斌的報告《實踐理性與價值共識——重構后習俗時代的倫理話語》,指出后習俗時代倫理話語重構的主要目標指向在于,確立可辯護的普遍規范進而尋求最大程度的價值共識,他還分別考察了康德式的理性建構路徑和中華傳統的禮樂文化對于建構后習俗倫理的意義。復旦大學的羅亞玲以《柯爾伯格道德意識發展理論遭受的挑戰是否可能動搖后習俗倫理的理念?》為題,介紹了科爾伯格的道德意識發展理論遭遇到的各種挑戰,并分別指出這些挑戰不會動搖后習俗責任倫理理念。浙江大學的李哲罕做了《論俗成與后俗成的倫理生活——基于新法蘭克福學派的一個考察》的報告,他從對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出發,指出哈貝馬斯等人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通過道德意識發展理論重構了黑格爾的“倫理生活”概念。常州大學的徐正旭題為《從正義到仁義:后習俗責任倫理在歐美體育倫理學中的運用探究》的報告,結合體育倫理中很多生動的例子,探討了商談倫理學對體育規范的啟發。

      與此相關,南昌大學的孫小玲發表了《康德是否有一種德性論?——康德與德性論的交鋒》的報告,基于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思考其倫理學說中的德性論學說,并將之與古典德性論相比較。上海海事大學的冉光芬探討了康德道德學說“對中國道德重建的形上意義”,東南大學的武小西關注現代語境下的康德道德哲學,發表了《基于脆弱性的康德式動物倫理學——對科斯戈爾德動物倫理學的批判》報告。浙江大學的朱渝陽發表了《承認還是否定?——重審霍耐特對黑格爾“否定倫理”的承認式解讀與重構》的報告,認為霍耐特對黑格爾否定倫理的重構而來的承認式解讀,偏離了黑格爾創作《倫理體系》的哲學意圖,并提出只有從黑格爾倫理體系化的視角出發才能正確理解“否定倫理”所承擔的結構性的過渡功能。復旦大學的葉彬清做了《霍耐特對黑格爾家庭觀的修正是重要的嗎?》的報告,認為霍耐特以“自由的真實性”為中心的承認理論之下,對黑格爾家庭觀的解讀并不符合黑格爾形而上學語境下的家庭觀念,通過梳理和比較兩者對于家庭觀的定義,從中獲取理論資源對社會性別話題下的家庭觀做了進一步的思考。上海大學的楊麗聚焦哈貝馬斯有關道德與倫理的區分,并闡發了這種區分的意義。華東師范大學的呂繪生介紹了哈貝馬斯的個體學習理論,引發了人機學習能力何以區分的討論。復旦大學的蔣益發表了題為《一份現代性倫理方案的宣言書 ——論〈德意志觀念論的最早體系綱領〉的實踐哲學意涵》的報告,引起了現場對于《體系綱領》文本作者問題的討論。

      美德倫理,尤其是古希臘的美德倫理學,也是本次會議的一個重要論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的李濤針對亞里士多德那里品德培養機制的問題,討論了“倫理美德中的自然、習慣與理性”的關系。同濟大學的孫磊則基于儒家的視角,對亞里士多德實踐智慧進行了重新審視。上海理工大學的劉科則認為美德倫理是規范倫理的補充和輔助,推展開由明智到商談把駐于個體的能力演化為社會合作形式,發表了《論“后習俗社會”美德倫理的定位及創造性——從明智到商談》的報告。上海社會科學院的馬慶從學界對美德倫理學沒有規范性原則的批判入手,思考羅伯茨提出的美德語法是否誤解了美德倫理學中的道德規則,從而反思《美德語法與道德規則》。大連理工大學的謝一玭關注亞里士多德有關城邦共同體中的友愛與正義的思想,上海社會科學院的韓瑋就《尼采與德性倫理學運動》做了梳理。

      此外,浙江財經大學的李金鑫在其“試論一種作為解放方式的對話教育——讀《被壓迫者教育學》”的報告中,對對話教育的本質和方法進行了反思。清華大學的章含舟的報告《移情、意向對象與利他動機》,對斯洛特將意向對象納入到移情理論之中的做法提出質疑,并認為只有在對他人感受、意向對象和利他動機里添加一個“對象意義”的環節,才能完整說明移情過程以及其所具有的道德哲學基礎性。

      會議于6月6日成功落幕,會議組織者羅亞玲發表了總結,她認為這次會議圓滿而獨具意義,特別是在疫情時期,舉辦線下會議并不簡單,然而線下討論的形式所帶來的沖擊與生動性,是線上會議無法取代的。她還將本次會議的主題與第一屆主題進行了比較,認為本次主題更為開放,并且有更多年輕老師甚至同學的參與,這有利于促進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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